2013年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盘点

　　2013年，会计学术界一如既往地勤恳耕耘，他们的兢兢业业换来了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硕果满枝。这些耀眼的学术成果遍布于财会领域的各个角落，无分先后，难见高下。犹如银河浩渺无边，难觅全貌。

　　在辞旧迎新之际，我们从《会计研究》等权威期刊刊发的文章中提取出6个关键词，绘成2013年会计学术成果之星图，邀请会计人共赏。

　　关键词：内部控制

　　如何建设与实施更有效

　　万丈高楼平地起。内控这座大厦的建设同样需要科学合理的设计、细致全面的推行和持续有效的实施。

　　周守华等在《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研究》一文中指出，与2011年相比，2012年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以及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依然面临着不少挑战。为此，他们建议：梳理内部控制的相关规范，统一内部控制的信息披露格式;加强内部控制法制　建设，提高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水平;完善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机制，提高内部控制缺陷披露质量;强化内部审计、审计委员会的内部控制责任，提升内部控制评价质量;加强对中介机构独立性的监管，提高内部控制审计质量;拓宽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范围，合理保证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推进内部控制信息系统建设工作，　提升上市公司信息化水平;加强内部控制的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促进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杨兴龙、孙芳城、陈丽蓉的《内部控制与免疫系统：基于功能分析法的思考》一文则建议，考虑到内部控制的监管逻辑，政府应着重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组织研发，增加知识储备，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二是宣传引导，着力塑造企业的“危机意识”和“战略理念”，激活“我要内控”的内生动力;三是强化监管，努力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规则，并对敢于触碰法规底线者严加惩处、加大违规成本。而无论是出于逻辑推演还是现实需要。当前的企业内部控制建设，首先应当遵从监管需要;而企业内部控制的实施，也注定将是一个自上而下、由外及内的长期过程。

　　杨有红的《论内部控制环境的主导与环境优化—基于内部控制系统构建与持续优化视角》则发现，控制环境同样是内部控制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要素。他将环境分为3类：相对稳定的环境、可重构环境和渐变环境，而企业应分别采取环境主导、环境重构和环境诱导策略。

　　即对于相对稳定的环境，企业应在充分理解和认同环境主导作用和对内控实质性要求的基础上，细致考虑内部环境对内部控制其他要素的制约，在内部控制环境与其他要素的磨合中采用其他要素遵从环境要素的策略。而应用环境重构策略，应按照控制系统设计与运行的要求进行环境梳理和优化。对于渐变环境，企业董事会和高管层则可以在持续监控环境变化的基础上，主动引导环境发生良性变迁。

　　张继德在《两化深度融合条件下企业分阶段构建内部控制体系研究》中指出，企业只有按照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规律，根据企业的技术基础和管理基础选择相应阶段的内部控制体系，才能实现内部控制的目标。他把内部控制体系分为合法合规型、规则嵌入流程型以及内部控制和管理制度完全融为一体型等3个阶段。

　　每一阶段都有各自的特征和目标、对信息系统以及对企业管理的要求。同时，他建立了一套过程导向的可行性分析体系，为企业构建内部控制体系决策提供了选择依据。该分析体系由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影响因素组成。

　　企业内部影响因素包括：内部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员工素质、内部控制体系构建现状和预算等。

　　企业外部影响因素包括企业生存环境等。

　　内控效果究竟如何

　　近几年，内控在我国企业中实施得如火如荼。无论是企业界还是会计界，都用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这场内控建设的热潮之中。内控效果的研究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方红星、金玉娜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一文中，考察了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有效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公司治理能够显著地抑制上市公司的意愿性非效率投资，内部控制能够显著地抑制操作性非效率投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在抑制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方面存在分工效应。他们首次将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纳入到同一实证研究框架中，研究了其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理清了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在抑制非效率投资方面的作用差异;首次区分意愿性非效率投资和操作性非效率投资，从新的视角，依据两类非效率投资产生的不同内在机理，寻求相应的解决机制。

　　肖华、张国清的《内部控制质量、盈余持续性与公司价值》一文，则从公司治理机制之一的内控质量角度探讨了盈余持续性的一个动因，从公司价值的角度探讨了盈余持续性的一个经济后果。他们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限制对外报告信息的故意操纵，降低会计处理和财务报告中无意的程序和估计差错风险，可以有效地对公司高管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降低内部代理成本，有利于创造和保持高持续性的盈余。而且，理论分析表明，更高的盈余持续性，通过正向影响公司估价的　“分子方面”、负向影响公司估价的“分母方面”，与更高的公司价值相关联。结论表明，更高的盈余持续性，能够降低信息风险，更准确地预测未来盈余和未来现金流量，从而有利于公司估价，为估价模型输入有益信息。

　　郑军、林钟高、彭琳在《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增加商业信用融资吗?—基于货币政策变更视角的检验》一文中发现，相对于低质量内控的企业而言，高质量的内控能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特别是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显著下降，但内控质量较高的公司能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在进一步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这表明加强内部控制建设有利于提高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强化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有利于保护供应商或客户的利益。

　　李颖琦、陈春华、俞俊的《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信息披露：问题与改进—来自2011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证据》则发现，总体来看，对照财政部参考指标，样本公司201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信息的总体披露水平不高，披露频率均值不足50%，各项指标的披露频率差异较大。内部控制评价信息披露的高频指标大多与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与健全有关，为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的基本要求。而低频指标大多与企业利益相关，是对企业造成一定影响、涉及内部控制制度缺陷的保全措施或企业文化或风险处理等需要时间积累短期内无法达到目标的指标。同时，内部控制缺陷的总体披露水平不高，约有1/4的样本公司披露了内部控制的缺陷。其中，90%以上为一般缺陷，且在报告期内均完成了整改，实现了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

　　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启动前的沉思

　　2014年1月1日起，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全面推行内控。在内控大潮席卷行政事业单位之前，会计界已经提前对内控施行的困惑和难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刘永泽、唐大鹏的《关于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几个问题》一文，根据财政部2012年11月发布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对不同属性和业务的行政事业单位进行了深入调研。他们发现，由于我国行政事业单位产权结构不明晰，导致内部控制实施内生动力不足，实施动力主要来源于单位外部的监督和推动力量，而非公司内部治理的压力。而根据对美国联邦政府内部控制实施机制的分析，内部控制法制化成为其最为有效的实施手段和方式。另外，随着《规范》的颁布，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标准初步形成，但是依然缺少对实施机制进行规范的制度体系。

　　田祥宇、王鹏、唐大鹏则在《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特征研究》一文中认为，单位内部控制作为“制度笼子”的具体措施，已经成为实现公共权力合理制约的机制保障。而单位内部控制的建立和实施，首先，要从内部控制制度构建入手，根据《单位内控规范》和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内部控制相关制度，明确内部控制实施的标准及具体的实施办法，从制度角度建立本级各个部门和上下级部门的协同机制。其次，要进行组织层面内部控制建设，即从内部控制的核心内容入手，　构建单位内部控制的整体组织框架，为后续的内部控制具体措施的落实奠定组织基础。再次，要构建单位标准的业务流程内部控制。单位在全面分析本单位主要业务流程各环节风险点的基础上，制定详细的业务流程内部控制措施并形成标准的流程图，并通过信息系统得以固化。

　　除了对行政事业单位内控进行了深入探讨，我国会计学者还从文化价值观、内控的内涵等多个角度研究了内控落地中的制度问题。

　　郑石桥、郑卓如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和内部控制执行：一个制度协调理论架构》一文中，提出核心文化价值观对内部控制有重要影响。他建议，为解决内部控制选择性执行的问题，在建立内部控制的正式规章制度时，要考虑中国核心文化价值观，使得规章制度与中国核心文化价值观相匹配。例如，中国完全有必要根据自己的文化、历史、经济、法律及社会环境等因素，构建自己的内部控制架构，而不能主要依赖借鉴美国的COSO内部控制架构。其次，在建立一些与不良的核心文化价值观相抗衡的正式规则时，要注重正式规则的实施机制。也就是说，在建立正式规则的同时，要建立实施机制，使得实施正式规则符合个人及组织的成本效益。

　　李心合的《内部控制研究的困惑与思考》一文则指出，内控研究存在形式化、全能化和空洞化的弊端。基于新古典模型、奉行个体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依持形式主义传统的COSO报告难以普世化，对内控的研究需要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体现实体主义风格;需要打破内控被神化的格局，重新界定内控的边界，确立以风险防控为目标、以运营管理层为主体、以内部牵制为核心机制的内控内涵;需要关注内控之“神”—内部牵制机制及其实现形式的具体化、创新性研究，提升内控研究成果的实用价值。

　　关键词：会计准则国际比较

　　以全球为镜探索未来方向

　　当前，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已获全球一致认同。但在实施过程中，怎样调试准则适应我国的企业实际，很多国家已经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孙铮、刘浩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带来了什么：全球发现》一文中回顾了国际学术界最新的相关文献，认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实施提高了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并有助于财务分析师预测的准确和机构投资者的价值判断;遵循IFRS所提供的更高质量和可比的会计信息，促进了高管薪酬、债务合约等与会计信息更为相关;实施IFRS提高了资本市场的效率，同时促使更多境外机构参与到本国的资本市场交易中等。他们指出，实践证明，没有最好的会计准则，只有合适的会计准则。

　　与IFRS的趋同并不是唯一的、最终的目的，建设高质量的而且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中国会计准则才是中国会计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同愿景。

　　邓永勤、陆燕芳的《海峡两岸会计准则国际化比较研究》一文比较了海峡两岸会计准则国际化的路径、制定模式和国际化程度的差异，并建议海峡两岸会计合作要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历史使命，可以参考内地与香港的模式，以建立财务报告联合概念框架为突破口。首先，做好翻译工作，研究联合概念框架的新规定对两岸的实用性和影响。其次，海峡两岸可以形成合力，积极向IASB和FASB建言献策，进一步增强中国的话语权，携手提高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影响力。最后，可　以考虑建立两岸四地的财务会计联合概念框架，降低大中华地区的制度转换成本，以两岸四地会计准则的趋同等效推动四地经济金融合作更上一层楼。

　　许闲、蔡子婕的《欧盟各成员国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施情况考察及对我国经验借鉴》借鉴欧盟各国执行IFRS的经验，提出了3条建议。首先，坚持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灵活借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其次，长短期策略结合，科学推进会计准则趋同。最后，不断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关注人才培养。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进程中，我国不应仅作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接受者，同时应该以大国姿态积极加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过程，构建有效的沟通机制，积极与国际会计准则　理事会往来互动，代表亚洲乃至所有新兴经济国家争取主动权和话语权。

　　玛丽·巴斯则在《财务报告的全球可比性—是什么、为什么、如何做以及何时实现》一文中指出，可比性非常重要，但如何实现可比性并不简单。而什么时候能实现可比性，同样是个问题。她认为，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并贯彻实施是实现可比性至关重要也是必要的第一步。但经常被忽视的第二个必要步骤是需要提高有关确认和计量准则的内容，以确保实现可比性。

　　张先治、于悦的《会计准则变革、企业财务行为与经济发展的传导效应和循环机理》一文发现，在资本市场投资者情绪的作用下，会计准则变革引发的企业财务行为的变化通过一种加速传导机制作用于资本市场和宏观经济，而准则本身又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不断进行调整和改进。为此，他们建议加强会计准则的企业价值　核心导向功能;充分发挥会计准则的优化管理作用。

　　关键词：XBRL与会计信息化

　　描绘未来的信息快车

　　信息时代，会计同样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信息化大潮中。

　　孙凡、杨周南的《XBRL技术体系结构的语言学分析与改进研究》一文发现，一方面XBRL技术越来越成熟，实际应用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仍存在着计算机自动化处理程度有限、可表达信息不全面和质量不可靠等问题。他们从提高XBRL文档形式化水平的目标出发，考虑到现代语言学在语言的形式化描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考虑到人工智能技术在自然语言的理解和处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形式语法理论和转换生成语言学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应用到　XBRL技术体系结构的设计中，并提出了扩展技术规范、重构分类标准以及规范实例文档的改进方案，以改善XBRL的技术品质。

　　应唯等人的《XBRL财务报告分类标准的架构模型研究》一文对国际上典型的XBRL分类标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基于会计准则的架构模型、基于行业领域的架构模型、基于报告模板的架构模型和基于技术规范的架构模型。

　　曾建光等人的《XBRL、代理成本与绩效水平—基于中国开放式基金市场的证据》一文指出，从2010年开始，中国证监会强制要求所有基金都采用　XBRL作为信息披露的唯一语言，并在唯一官方网站进行披露。在此背景下，本文以2008-2011年间中国开放式基金为样本，考察了强制要求采用　XBRL对开放式基金代理成本及其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采用XBRL之后，由于所有开放式基金公司的日净值信息、季报、年报和临时公告等信息在制定的官方网站上得到了及时披露，投资者根据官方提供的在线浏览器版本的XBRL阅读器，可以及时掌握基金公司的运营信息，通过提升信息的共享性、相关性、及时性和可比性，提升了开放式基金披露的信息使用质量，开放式基金的代理成本显著下降，绩效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关键词：综合收益列报与公允价值会计

　　两大热点风靡2013

　　综合收益如何列报?公允价值会计是否是资产负债表波动的罪魁祸首?这两大疑问一直是我国会计界探索的重点话题。

　　清晰列报综合收益有助决策

　　毫无疑问，综合收益的呈报方式是财务报告中的重要一环。

　　2103年，我国会计界通过多角度的研究，对综合收益的列报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徐经长、曾雪云在《综合收益呈报方式与公允价值信息含量—基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未实现损益在利润表的“其他综合收益”呈报时存在增量价值相关性，在股东权益变动表呈报时只有较弱的价值相关性。

　　这表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估值有用性有赖于综合收益呈报方式，在展现经营结果而不是权益变动的报表中清晰地呈现全部综合收益有助于投资者的价值判断;也说明《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将未实现损益与已实现损益全部整合在利润表之中，显著改善了财务报告透明度，有助于减轻投资者的估值成本，进而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王鑫的《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基于新准则实施的经验证据》一文发现，综合收益具有价值相关性，并且价值相关性高于传统的会计利润，在财务报告中披露综合收益信息能够提高报表体系的决策有用性，有利于投资者理解并作出决策。为此，建议明确综合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具体概念，有必要借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对综合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定义，以此完善我国相关会计准则体系;突出综合收益列报在报表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重点披露综合收益的各部分构成情况;细化综合收益的各个组成部分，对每个组成部分的具体含义和披露方式做出明确规定。

　　公允价值会计并非波动根本来源

　　金融危机虽已过去，但惊悸一直留在了人们心中。这让人们对公允价值会计一直心有疑虑。2013年，我国会计界对公允价值会计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黄静如、黄世忠的《资产负债表视角下的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效应研究》一文，则发现：公允价值会计所反映出的所有者权益的波动和经济体本身的波动息息相关;公允价值会计本身不一定导致财务报表项目的顺周期或反周期波动;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和经济指标，也可能影响所有者权益呈顺周期或反周期波动。与外在经济环境的剧烈波动相结合时，公允价值会计可能加剧资产负债表的顺周期波动。他们发现，公允价值计量呈现出的对所有者权益波动的影响，受外界经济条件的制约。市场环境的大幅变化，加剧了所有者权益的波动。这表明，公允价值会计既不是资产负债表波动性的根本来源，也不决定该波动性的性质。相反，公允价值会计恰恰将经济本身的波动信息传递出来。因而，认为公允价值会计具有顺周期效应，要求取缔公允价值会计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张金若、辛清泉、童一杏合作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性质及其后果—来自股票报酬和高管薪酬视角的重新发现》一文，发现是否考虑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回，对研究公允价值会计(FVA)的信息价值，具有关键性影响;考虑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回之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信息对股票报酬及高管薪酬总额都不具有显著解释能力。但这一研究结果不能扩展至整个公允价值会计。

　　这一结论并非否定新会计准则FVA的价值相关性和契约有用性，只是强调了一个重要但容易被忽略的事实：会计的实证研究，不能简单利用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设计研究变量，必须结合财务会计确认、计量、记录与报告的数据生成程序。这也表明，熟练掌握会计准则基本知识，对提升实证会计研究水平和确保研究结论的有效性，都是至关重要的。

　　公允价值与资本市场的纠结

　　公允价值到底会给资本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会计界一直想要透彻了解的疑难之一。

　　曲晓辉、黄霖华的《投资者情绪、资产证券化与公允价值信息含量—来自A股市场PE公司IPO核准公告的经验证据》一文发现，首先，持股公司在私　募股权(PE)公司首次公开募股(IPO)核准公告窗口期存在显著的正向累积超额回报。其次，投资者情绪与持股公司之PE公司IPO核准公司的信息含量和　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显著正相关。最后，机构投资者不影响IPO核准公司的信息含量。总之，中国资本市场仍然是一个以个人投资者为主导的、发展中的资本市　场，投资者情绪对超额收益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投资者情绪对IPO核准公告的信息含量和公允价值之价值相关性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李增福、黎惠玲、连玉君在《公允价值变动列报的市场反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一文中发现：不同位置列报的公允价值变动会导致明显不同的市场反应。其中：股市回报对单纯计入资本公积的公允价值变动反应不足;股市回报对计入资本公积同时计入利润表的公允价值变动反应充分;股市回报对直接计入利润表的公允价值变动反应过度。这表明，股票市场对列报位置不同的公允价值变动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我国资本市场存在投资者“功能锁定”现象。这一研究结　果意味着股市的过度反应可能和公允价值计量本身无关，而和公允价值的列报位置相关。

　　邹燕、王雪、吴小雅的《公允价值计量在投资性房地产中的运用研究—以津滨发展(000897,股吧)及同行业同地区公司为例》一文，建议持续鼓励企业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投资性房地产;中介机构需提高公允价值的估值技术与手段，相关部门需要对此加强辅助和监管力度，让会计师事务所与评估机构从相互推诿责任的现状转变为互相促进，同时，相关部门应联合各估值机构建立公允价值估值的数据库;相关政府部门在准则制定、推行与监督时需加强合作，提高执行力度，协同提供条件，打造公　允价值应用的共享平台，建立信息反馈机制，提高企业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会计

　　会计同样肩负一份责任

　　承担社会责任和保护环境，看起来离会计很远，事实上离会计很近。与其他的行业一样，会计同样肩负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正因为此，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会计的研究，一直是会计界的重心之一。

　　提升社会责任信息质量让企业多赢

　　社会责任是企业应当承担的义务。会计界更应该运用财会的专业知识提升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督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升社会责任信息质量。

　　吉利、张正勇、毛洪涛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质量特征体系构建—基于对信息使用者的问卷调查》发现，社会责任信息的使用者更强调其相关性、可理解性、平衡性和完整性，对可靠性要求相对较低，不强求可比性。这一研究发现启示企业应尽力披露全面、清晰的社会责任信息，在增强可理解性方面多下功夫，注重内容设计、图文并茂等，但必须坚持平衡、公允的立场;同时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时不必拘泥于会计信息的确认、计量标准，多做拓展性披露，使得社会责任报告与财务报告各有侧重、有效衔接、互相配合，实现“综合报告”。

　　张兆国、靳小翠、李庚秦在《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交互跨期影响实证研究》一文中，发现滞后一期的社会责任对当期财务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当期和滞后两期的社会责任对当期财务绩效没有显著影响;当期财务绩效对当期社会责任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的财务绩效对当期社会责任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在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时，必须考虑两者之间的交互跨期影响，否则就难以得出可靠的结论。

　　李姝、赵颖、童婧在《社会责任报告降低了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吗?—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一文中指出，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能够显著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尤其是存在“首次披露”效应。另外，研究发现，我国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也只是关注公司是否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而对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并没有进行有效的识别和解读。为此，对我国公司而言，不仅应该重视社会责任报告给公司带来的正面效应，更应真正切实履行好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努力提高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实现企业和各利益相关者的多赢。

　　环境会计计量探秘

　　做环境会计的研究不容易，因为很多要素都是无形的。2013年，坚持环境会计研究的会计专家们又探索了新的发现。

　　肖序、许松涛的《资产弃置义务会计：理论诠释与准则展望》一文重点对美国在资产弃置义务会计准则制定、环境负债的确认、计量及弃置成本资本化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建议借鉴FASB放弃负债确认中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出标准，利用期望现值技术压缩企业管理层“不能合理估计负债金额”操作空间的成功经验，促进企业对资产弃置义务负债的确认;对于资产弃置义务负债的计量，可先行采用无风险利率为折现率，待非金融负债公允价值计量理论成熟后、再考虑包括企业信用风险在内的负债违约风险因素。

　　苑泽明、李元祯的《总量交易机制下碳排放权确认与计量研究》一文对总量交易机制下的碳排放权确认计量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梳理国外关于碳排放权会计处理的净额法和总额法后，从经济学、法学和会计学等视角深入分析碳排放权的性质，提出了碳排放权的确认和计量方法。通过对比分析，他们发现碳排放权与土地使用权的同质性，将界定环境容量稀缺性的碳排放权确认为无形资产;又从我国土地使用权的计量出发，提出以公允价值原则为指导，以无形资产评估为手段，解决碳排放权的会计计量问题。

　　用财务管理环境

　　环境的破坏需要付出成本，环境的保护则需要持续投入。可以看出，即使是在环境保护上，财务管理依然有大显身手的空间。

　　2013年会计界的研究成果为这一观点做了最好的注脚。

　　谢东明、王平在《生态经济发展模式下我国企业环境成本的战略控制研究》一文中论证了在生态经济发展模式下，以“战略成本控制”为主的现代模式是一种最佳的环境成本控制模式，可以使环境总成本等于控制成本，损害成本为零，环境总成本达到最低，基本实现零排放。在生态经济发展模式下，我国企业环境成本的战略控制可从产品生命周期成本管理、作业成本管理、物质流成本核算—资源损失定量分析和实施环境成本控制的激励评价机制等4个方面来具体实施。

　　唐国平、李龙会的《环境管制、行业属性与企业环保投资》一文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环保投资额普遍不足;政府环境管制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存在　“门槛效应”;重污染行业企业比非重污染行业企业投入了更大规模的环保资金。为此，建议政府环保部门不仅要完善环境政策及相关法律制度，更要强化环境管制与行业管制的执行力度。为有效解决环保投资不足的问题，一方面，企业要提高环保意识，加大环保投入力度;另一方面，政府要完善污染许可证、排污权交易等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政策工具，通过建立完善的环保投资市场机制，促进环保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环保运营管理的市场化。

　　关键词：宏观政策与企业财务行为

　　宏观政策左右企业财务决策

　　作为经济体的一份子，企业总要时时观察自己所处的宏观环境，根据宏观环境的变化调整自身的发展方向和管理决策，财务决策同样也受到宏观政策的制约。

　　金融政策遥控企业投融资

　　宏观政策与企业财务决策的密切相关，让国家可以通过政策的调整遥控企业的发展。金融政策对企业的投融资决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黄志忠、谢军《宏观货币政策、区域金融发展和企业融资约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微观证据》一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了企业扩张投资，　通过降低企业投资内部现金流敏感性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了企业金融生态环境;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激励了企业扩张投资，营造了良好的企业金融生态环境，　从而有效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压力;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强化了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改善了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提升了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功能。这说明：货币政策仍然是激励企业投资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关键宏观调控工具;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助于强化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及其对企业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功能。

　　伍中信、张娅、张雯在《信贷政策与企业资本结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一文中，建议首先充分意识到短期债务的重要性，适当提高短期信贷比重，从而增强信贷供给控制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其次，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政策作用的强度较大，使用不宜过于频繁;再次，实施宽松的信贷政策时，不仅仅是降低基准利率，更为主要的是扩大存贷利差的空间，从而有效地实施利率政策;最后，加快银行体制的市场化建设，加强监管当局的政策权威，使来自于市场的竞争和监管当局的双重压力使得资本约束具有“刚性”，达到调控资本结构的良好效果。

　　金融危机施压企业资金决策

　　已经结束的金融危机，依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回忆。2013年，会计界的学者们仍然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其中“潜伏”的规律。

　　祝继高、王春飞的《金融危机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基于股权结构的视角》一文发现，在金融危机期间，上市公司会降低现金股利支付率，以应对公司盈利下降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但非流通股比例较低的公司在金融危机期间更可能降低股利的支付，非流通股比例较高的公司在金融危机期间更有可能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如果公司在金融危机期间发放现金股利，则市场反应更积极。

　　但由于代理冲突的存在，非流通股比率高的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的市场反应显著小于非流通股比率低的公司，这可能是市场担心非流通股股东利用现金股利侵害中小股东利益。为此，上市公司应坚持合理的现金分红，回报上市公司投资者。同时，现金股利政策也要考虑中小投资者利益。

　　马永强、陈欢的《金融危机冲击对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行的影响—来自我国民营系族企业的经验证据》一文发现：危机爆发前,我国民营系族存在内部资本市场，但系族总部并不是根据企业在系族内的投资机会排序，而是根据其在整个行业中的相对投资前景来重新分配。上述结果表明，金融危机爆发前，由于我国民营企业存在融资难问题，使得民营系族通过构建内部资本市场来应对融资约束。但危机爆发后，外部资本市场的恶化使得内部资本市场运行受阻，系族内的交叉补贴消失。此外，尽管危机爆发前我国民营系族总部不是在系族内挑选胜者，但对优于整个行业平均发展前景的企业配置了更多的资本，存在一定的有效性。

　　经济周期与企业财务决策的纠葛

　　在不同的经济周期下，宏观政策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并不相同。会计界同样对这一关联倾注了心血。

　　江龙、宋常、刘笑松在《经济周期波动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调整方式研究》一文中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上市公司客观存在着目标资本结构调整行为，负债不足公司增加资产负债率的调整意愿比过度负债公司减少资产负债率的调整意愿更加强烈。上市公司在不同经济周期环境下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具有非对称性。

　　实证结果表明，与较差的经济周期环境相比，公司在较好的经济周期环境下具有更快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不同经济周期环境下的公司资本结构调整行为取决于其自身融资约束状况。一般而言，融资约束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呈顺周期性变化，非融资约束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呈逆周期性变化，并且经济周期变量对非融资约束公司的影响更为显著。

　　吴娜的《经济周期、融资约束与营运资本的动态协同选择》一文显示：企业存在目标营运资本需求，并且其受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影响显著;在不同的经济周期下，公司的营运资本需求会向目标营运资本需求调整。而在不同的经济周期，企业的经营目标是不同的：在经济上行期，企业以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而在经济下行期，将转为流动性最大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在不同的经济周期下，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指导企业进行营运资本管理的关键宏观调控工具。营运资本的调整速度有助于解释在不同的经济周期下，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经营的传导机制。